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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周报驻意大利记者 沈天浩

罗贝托·萨维亚诺是当代意大利最独特、最勇敢、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作家之一。他出生在那不勒斯，成长于中产家庭，曾在那不勒斯大学主修哲学。大学期间，他开始在左翼报刊上发表揭露那不勒斯地区黑手党组织卡莫拉的报道。2006年，他的小说《格莫拉》出版，该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详尽记录了卡莫拉的运作机制、产业网络、以及其与各种合法行业的复杂勾连，引发轩然大波。

在此之后，萨维亚诺成为黑手党的目标，遭受死亡威胁，只能在意大利国家警察保护之下生活。2008年10月20日意甲日报，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达里奥·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君特·格拉斯、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奥尔罕·帕慕克和德斯蒙德·图图——联合发起呼吁，要求意大利政府竭尽全力保护萨维亚诺，并挫败卡莫拉。然而，萨维亚诺至今仍处于高度安全防护状态，几乎无法自由外出、享受正常生活

即便如此，萨维亚诺依然保持活跃。他经常在电视节目、报纸专栏和国际媒体上评论意大利政治与社会，也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眼中钉。在《格莫拉》之后，萨维亚诺继续创作，近年来又格外关注足球世界里极端球迷与黑帮组织间的联系。

2025年的特伦托体育节，萨维亚诺来到了现场，用一场1个多小时的演讲，与观众们分享了他与那不勒斯的故事。那不勒斯是城市，也是球队，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不勒斯，就是我的父亲。”以下是萨维亚诺的演讲内容。

1

对我来说，谈论那不勒斯总是很困难，因为那不勒斯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意思是，那支球队与我的关系，不局限于情感，而是一种极为深沉的、近乎本能的联系。我和父亲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分析比赛，其实大多时候是我在听，因为他才是真正的观察者。父与子之间通过一支球队建立的关系，是充满魔幻的，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种隐喻。那些我们父子之间始终没能说出口的事情，如今仍能通过足球被表达出来。

所以，当克瓦拉茨赫利亚离开时，我父亲的那份忧郁，其实并不只关乎这名球员——他总觉得是自己“发现”了他，因为他总是熬夜看比赛，狂热地追看世青赛、欧青赛。某天，他看到了这个名字几乎念不出来的球员，于是早早地对我说起他，当时他还没有加盟那不勒斯。当然，他的发音偏得离谱。当克瓦拉茨赫利亚真的加盟时，他得意地对我说：“你看吧？我早就说了！”

但那份忧伤，其实诉说着别的东西——那是我们很少见面的现实，是一个退休医生的焦虑。他曾经想去乌克兰前线做志愿医生，后来因为自己已经80岁了，只能放弃。他不善于解释这些感受，也不会用语言表达。他只会在克瓦拉转会之际轻轻说一句：“真遗憾，他走了。”从那句“真遗憾”里，你得去揣摩他真正想说什么。从小我就学会了这种“解码”，因为正是在那时，我学会了爱上足球、爱上那不勒斯。

我很幸运，小时候就看到了马拉多纳，见证了一个强大的那不勒斯。这份感受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我的堂兄斯特法诺，他是尤文图斯球迷。那时尤文阵中的外援是扎瓦罗夫、阿列尼科夫和巴罗斯——那是菲亚特在苏联大举投资的年代，所以球队里得有几个苏联球员。我的那不勒斯能在那些年里战胜堂兄的尤文图斯，那真是一种纯粹的幸福。

马拉多纳走后的每个夏天，父亲每年都怀抱幻想：那不勒斯会签下他心中的梦幻球员。可每一年的期待都会变成失望。他最想看到的是罗马里奥，或是另一个巴西人贝贝托，他们一直没来。那几年，那不勒斯的签约挺奇怪的：从洛朗·布兰克到约纳斯·特恩，我只能安慰父亲：“爸，你看这个瑞典人，其实挺厉害的！”

我还记得另一个球员——不知为何我总记得这个名字，即便他的技术能力平庸：贝佩·因科恰蒂。有一次我在杂志上看到他要加盟那不勒斯，便兴奋地喊：“太棒了，贝佩来了！”

还有安德烈亚·西伦齐，他高大、笨拙，但被我们称为“超级射手”。只要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球衣，就会被我们爱。这正是那不勒斯足球的真正魔力。

穿上那不勒斯的球衣，意味着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这种事不会在米兰发生，不会在国米、罗马发生。当然也有些极端案例，比如托蒂之于罗马，里瓦之于卡利亚里，但他们是绝对的例外。在那不勒斯，穿上那件球衣就意味着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哪怕只是短暂的过客。比如伊瓜因，他曾被那不勒斯人深深地爱着，他强壮、锐利，是那不勒斯人最喜欢的前锋类型，但当他转投敌人——不是“对手”，而是“敌人”——尤文图斯时，他立刻被抹去、被诅咒。甚至在如今的那不勒斯街头暗语里，说某人“是一个伊瓜因”，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值得信任，是个叛徒。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来到那不勒斯踢球，就不只是为球队踢球，而是为整座城市而战？这与那不勒斯自身的历史有关。这座城市的身份意识，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在别的地方，要成为当地人很难。在特伦托、在米兰、在柏林、在巴黎——你得是那里的居民、那里的文化产物，才能成为“特伦蒂诺人”、“米兰人”、“柏林人”、“巴黎人”。但要成为那不勒斯人，其实很容易：你只需待在那儿，让自己被这座城市“穿过”，就能成为那不勒斯人。那不勒斯有一种魔力，即便在“过度旅游”的时代，它仍然让人着迷，因为它不会排斥任何人。你想成为那不勒斯人，就能成为那不勒斯人。

而且，它还会把一切都那不勒斯化——任何事都要以那不勒斯为尺度。这有时滑稽，有时显得可笑、可爱。我带父亲去纽约看天际线，他第一句就是：“唉，这能比得上那不勒斯湾吗？”无论什么，都得和那不勒斯相比。广场？就要和平民表决广场比。海湾？那得和那不勒斯湾比。食物？永远比不上那不勒斯菜。

我每次见到两个小侄子，都会这样逗他们：“你想当柏林人？古巴人？纽约人？”他们回答得斩钉截铁：“不！我要当那不勒斯人！”一个巴里或米兰的孩子，未必有这种无条件的认同感，但那不勒斯人有，尽管这座城市复杂、艰难、甚至暴烈。比起那不勒斯，甚至连巴勒莫都更有秩序得多，可人们依旧愿意与那不勒斯认同，因为在那里，他们看见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热情似火、幽默风趣、充满诱惑、混乱而诗意。

当一个球员来到那不勒斯，他很快就会明白：他不只是来踢球的，而是来体验这座城市的。如果他踢得不好，评判他的是整座城市；如果他踢得好，那就是全那不勒斯的骄傲。这就是那不勒斯的独特之处。

2

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一切。你得想象一下，马拉多纳当时就在那不勒斯踢球——他，是我接下来整个故事的核心，因为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毫无疑问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我出生于1979年。马拉多纳抵达那不勒斯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听着父亲讲述过去的英雄：西沃里、维尼西奥、阿尔塔菲尼、尤利亚诺、克莱里奇……我早已熟悉那些球员的故事，却只能从录像带里看到他们。父亲收集了那不勒斯队的百科全书和VHS录像带。对我来说，那不勒斯就是我们父子交流的桥梁。

哪怕他想跟我说一些人生的道理，比如“不要总是正面硬碰问题”，他也不会那样直接说。对他来说，那样的话不自然、说不出口。他会说：“你得学学奥马尔·西沃里——永远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真正的意图。你要走哪条路，就得从相反的方向出发。”足球的隐喻，就是他想留给我的人生准则。

我虽然没亲眼看过西沃里踢球，只在录像带上见过，但我很崇拜他——那个有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人，天赋极高，踢球时喜欢把球袜拉得很低。我踢球的时候也学着像他那样，可遗憾的是：我从来不是个好球员。这对我父亲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有个踢不好球的儿子。于是我只好用语言去弥补，谈战术、谈球员，把球袜拉低，靠姿态和言辞掩盖自己的笨拙。

学生时代，我去德国杜塞尔多夫交换，那是个让人郁闷的城市。我们去踢球，大家都把我往场上推：“快点，你是那不勒斯人，肯定特别厉害！”我拼命解释：“其实我不怎么样。”结果踢完一场，他们都笑着说：“你说得确实没错……”

马拉多纳到来时，我的祖父斯特法诺还在世。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那感觉就像有一件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中、你的生活里。这样的事，在别的地方大概不会发生。也许只有极少数家庭的超级球迷能体会这种感觉。

马拉多纳从巴塞罗那飞来，头发又浓又乱，还带着一份羞涩和紧张。他刚从加泰罗尼亚的挫折中出来。我直说吧，那地方对阿根廷人、对南美人，从来都没什么好感。加泰罗尼亚人甚至不愿说自己是西班牙人，他们和南美人之间总有距离。相比之下，他们的文化甚至更接近荷兰人，所以巴塞罗那的足球传统里总有克鲁伊夫这些荷兰球员。

刚刚抵达那不勒斯，马拉多纳就在一次采访中留下了很温柔的话语。记者问：“为什么是那不勒斯？”当然，他的转会费在当时非常高，但他回答说：“因为托塔（也就是他母亲）说我们是那不勒斯人。”托塔一直声称她的家族来自那不勒斯，没人确切知道是哪里，有人说是阿韦利诺，有人说是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某个村镇。总之，当他接到那不勒斯的邀请时，母亲非常高兴，说：“我们本来就来自那里。”

所以，当马拉多纳抵达时，他以为那只是一场普通的亮相，结果是七万人在等他。实际上有十万人都想看他亮相，但能进入球场的只有七万。那张照片太有名了：他走上圣保罗球场的台阶，像是升上奥林匹斯山的神祇，身上披着一条临时递给他的围巾。那时候还没有周边商品的概念。我小时候有一张穿着蓝色球衣的照片，白色短裤不知道是找谁做的，背号是我姑妈缝上去的，球迷围巾常常是母亲们在家织的。

说回马拉多纳。人们给他披上那条围巾，他开始颠球，以他标志性的优雅姿态面对七万名观众。那样的场面，在足球史上从未出现过。俱乐部原本只打算在召开记者会的地方为他举办亮相仪式，那其实是圣保罗球场旁边的一块小篮球场，可当他们看到那股人潮，临时决定打开大门，让大家都进来。

电视把现场画面传回家，我当时还是个孩子，看着屏幕上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来了。他是我们的球员。

马拉多纳虽然是绝对的天才，但他在巴塞罗那时问题不断。他已经开始吸毒，训练也不积极，与俱乐部主席关系紧张。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仍有佛朗哥主义的余毒，对南美人有很深的偏见——他们说：“阿根廷人懒，不工作，只想着享乐和女人。”马拉多纳深受这种敌意的折磨。更糟的是，他遭遇了那次可怕的断腿事故。

巴斯克后卫戈伊科切亚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的动作非常恶劣，毫无体育精神，直接从后方铲断了他的腿骨。马拉多纳的两条腿从此再也不一样——一条永远比另一条短一点。从那一刻起，各大豪门在考虑是否买他时，都会有所顾虑：“他是不是废了？还能踢多久？在场上会不会累？会不会受伤？”

那不勒斯的勇气改变了一切。他们原本打算买墨西哥前锋乌戈·桑切斯，但命运让他们转向了马拉多纳。当时，桑普多利亚也在考虑马拉多纳，北方三强则没有参与。据传，那不勒斯通过一次信封报价的小伎俩赢得了交易：他们贿赂了开标的人，提前看到对手的报价，再在信封里加上了一点钱。于是，马拉多纳成了那不勒斯的人。

马拉多纳颠着球，七万人在欢呼。随后的记者会上，第一个问题却很尖锐。一个法国记者问：“你好，迭戈。你知道这座城市有卡莫拉（黑手党）吧？每天平均有三个人被杀，一切都在他们控制之下。那你知道是谁让你来的吗？”那不勒斯主席费莱诺立刻站起来，愤怒地说：“这是个可耻的问题，我来回答。请你离开！你在暗示什么？”

实际上，那并不是个无厘头的问题，只是作为第一个问题确实有点生猛。年轻的马拉多纳根本不懂现场在发生什么。当然，实际上购买他的不是卡莫拉，尽管外界总是这么揣测。真正为这笔交易出钱的是那不勒斯银行，为的是让这座城市重新燃起希望。马拉多纳花了那不勒斯130亿里拉，那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那不勒斯前主席阿基莱·劳罗，当年花了超过10亿里拉买下贝佩·萨沃尔迪（注：交易发生在1975年，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报纸的标题是“那不勒斯花十几亿买人，而城市满地垃圾”。两件事看似无关，但实际上足球和那不勒斯从来不是分开的。足球就是城市的生活本身。球员既是那不勒斯人的先知，也是他们的家庭成员。

3

每年圣雅纳略（San Gennaro）圣血液化的奇迹发生时，我都会感到一种深刻的认同。那是那不勒斯最神圣的时刻之一。在那一天，人们向圣雅纳略祈求联赛冠军、祈求欧冠，而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按理说，向圣人祈祷应该是求健康、求家人平安，但圣雅纳略不一样：他是懂人间生活的圣人。

他知道人有弱点——如果你偶尔要“取点巧”，他会保佑你；如果你做错点小事，他不会立刻审判你；甚至即便你“婚外生枝”，他也会保护你。最重要的是，只要你本身不是恶人，他会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不要施暴，不要过火，拿你需要的，然后离开。”人们还会向他求彩票号码，就像马西莫·特罗伊西演过的那个经典小品那样。圣雅纳略在天地之间调停，是一个懂得“活下去有多难”的圣人。正因如此，他宽容、温柔，懂得倾听。你犯错了，他也依然在你身边。

通过研究圣雅纳略的形象、和演员皮波·博雷利一起创作以他为主题的戏剧，我更加清楚一件事情：那不勒斯的信仰、足球和生活，都是同一回事。

早在17世纪，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就一直处于黑暗之中，其实直到我大学时期都还是那样。那时我住在圣安娜广场附近的斯库拉街，我非常怀念那段时光。后来，在巴索利诺担任市长的年代，那里终于安装了路灯。以前虽然也有一些零散的灯光，但直到那时，西班牙区才第一次被强烈照亮，令人印象深刻。

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西班牙区一直是黑暗的地方。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初那里驻扎着西班牙士兵——那些远离家乡、没有家属的士兵。那里有妓院和赌场，一切都是为了让士兵们打发孤独的时光。后来，当局担心他们太过放纵、沉迷恶习，就允许士兵的家人从西班牙迁来那不勒斯，于是这一带才逐渐形成了家庭社区。

但“黑暗”仍然是问题。黑暗对某些人是有利的——拉皮条者能在暗处诱惑路人，赌徒打架时能迅速逃跑。那些玩“Zecchinette”等地下赌博游戏的人，都更喜欢街道一片漆黑。可对居民来说，这显然不安全。于是人们尝试点起油灯照明，但每次有人点灯，立刻有人去把它们熄灭——泼水、泼泥，把灯芯弄得再也点不着。

直到有一天，一个修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他说：“把圣雅纳略的圣像放在灯下，我倒要看看谁敢去熄灭。”于是，那些试图熄灯的人就犹豫了——谁敢去灭圣人的灯？就这样，充满那不勒斯特色的“祈祷龛”诞生了。这种路边圣龛，其实是一种照明的伎俩：你可以在街上点灯，但名义上是为圣母或圣雅纳略点的，如果有人去熄灭，那就是对圣人不敬。这一巧思让那不勒斯的狭窄街巷终于得以被光照亮。

那不勒斯的祈祷龛

人们可以向圣雅纳略祈求那不勒斯队的胜利。这种祈祷几乎成了惯例，而如果圣血那天没有液化，那被视为不祥的预兆。历史上多次如此：在新冠疫情之前和爆发当中，血液都没有液化；1980年地震之前，也没有液化。每当这种事发生，人们就担忧灾难将至。当然，有时灾祸发生，圣人的血液依然会液化，于是人们打趣说：“看来圣雅纳略也有算错的时候。”可那不勒斯人会回答：“不，他不会错。只是我们还没明白他的信号。”

每年的三个纪念节日上，众多那不勒斯人都会来到大教堂，等待圣血液化

圣雅纳略的信仰在那不勒斯强大到什么程度？我记不清是哪位教皇，也许是若望·保禄二世，因为担心这种民间崇拜太接近“异教风俗”，决定把圣雅纳略降级为次要圣人，甚至从天主教历中删除他的纪念日。结果，第二天那不勒斯大教堂外挂出了一条横幅，永远让人难忘：

“San Gennà, futteténne.”（那不勒斯方言：“圣雅纳略，别理他们。”）

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当马拉多纳来到那不勒斯时，他来到的正是这样一片土地——一片理解他、也能被他理解的土地。那是一种真正的魔法。

最近我采访了莫吉，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如果马拉多纳天天训练，他反而不会那么出色。”为什么？首先因为他的身体与力量非比寻常。你看看当时比赛的录像就知道，防守球员对他的侵犯是多么残酷。现在的球员只要被轻轻碰一下就能博得哨声，可当年的马拉多纳被猛踢、被撞倒，却几乎从不抱怨。他能扛住一切。还记得当年有人问詹蒂莱，他是怎么在1982年世界杯上防住马拉多纳的。詹蒂莱的回答很简单：“别无他法，只能把他放倒。”

马拉多纳的身体极其结实，同时也具有惊人的恢复力。可惜的是，这种天赋让他能够承受大量毒品与酒精带来的损伤。他的身体会肿胀、变形，但几个月后又恢复如常，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他有一种非凡的心理适应力：当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另一个人时，他真的能在六个月内变成那个样子。正因为如此，莫吉说：“如果他遵守经典的规章制度，他反而会被训练成一个普通人。”

即便如此，马拉多纳通常每个星期三都会训练。那天，整个那不勒斯城的学校几乎都会空掉，所有人都跑去索卡沃观看他的训练。后来，俱乐部不得不改为闭门训练，否则每到星期三，教室里都没有学生。

马拉多纳在那不勒斯几乎无法自由行走，全城都围绕着他。他早已不被视为一个普通球员，而是城市的化身。这正是那不勒斯人与球队之间近乎神圣的关系。他们生活在一个长期失业、充满不平等的地方，普通人早已习惯了靠人情、关系和恩惠，去换取哪怕最基本的权利。可是，在星期天短暂的90分钟里，当那不勒斯踏上球场，你会有一种感觉：有人在为你伸张正义。

你感到自己属于那支球队、属于那段故事、属于那个瞬间。那是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情绪力量，能让人暂时摆脱一切失落。

对那不勒斯人来说，足球不只是娱乐，它还有政治意义。即便是上次斯帕莱蒂带队夺冠时，我其实一直担心：北方三强太习惯赢了，他们不像那不勒斯一样惧怕胜利，他们懂得怎么掌控媒体、怎么向裁判施压。所以，我当时真怕这一切会被夺走。因为在现代足球的商业逻辑里，“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会经营的俱乐部。

对那不勒斯球迷来说，每一场比赛，都像是在修正命运——如果赢了，整个星期的不顺都被治愈；如果输了，生活中的问题会变得更加糟糕。

那么，这一切又与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带着快乐踢球的人，而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记者攻击别人，是为了流量和取悦追随者；政治家拉拢盟友，是为了选票、权力……人们做事的背后，总有一层功利性的算计。

你或许会想：“那足球呢？球员不也是一群拿高薪的雇佣兵、沉溺享乐的富人吗？”确实如此：他们中充满了虚伪、洗钱、逃税、丑闻……足球这个行业本身就充满肮脏。如果我开始讲述这项运动的“坟墓”，恐怕永远也讲不完。但当比赛真正开始，你仍能看出：谁在场上倾尽全力、谁在真正地享受比赛。马拉多纳就是那种球员。

他有一句常被引述的名言（至少人们相信是他说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穿着白色礼服去参加婚礼，而一个孩子朝我扔来一个满是泥的足球——我会用胸口把球停下，然后再把它踢回去。我才不在乎那身衣服呢。”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他：对他而言，踢球始终是游戏。

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件事：我不是去看比赛，以便看到马拉多纳；我是通过看马拉多纳，去看懂整场比赛。这是伟大球员与其他人的区别：当你注视他的表现时，你可以看见比赛的完整图景。他身上有一种无尽的慷慨：他职业生涯中助攻的进球，远多于亲自打入的进球。

还有那粒著名的“世纪进球”，就是“上帝之手”过后的连过五人。对于那一幕，马拉多纳日后留下了非常动人的描述：“有一次我比赛时，我弟弟拉洛在场边看，他对我说：‘迭戈，你为什么在晃过所有防守球员之后，不顺便过掉守门员？’对英格兰那场比赛，我发现面前的情形和当时一模一样，于是我心想：现在我要照他说的那样做。”

那一瞬间，完全是游戏的逻辑，而不是功利的计算。他没想着高额奖金、世界杯淘汰赛的压力和全世界的目光。他只是在玩。这就是马拉多纳传递给我们的东西：游戏的快乐、轻盈的创造力。

那不勒斯当时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城市：它有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却没能成为旅游中心，也没能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还陷在卡莫拉的帮派战争中。但当球队赢球时，我们会觉得，全意大利甚至全世界终于意识到：我们并不只是混乱、贫穷或犯罪的代名词；我们也能靠才华、策略和力量去赢。

这样的胜利，也是那不勒斯精神的代表。在一个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人们只好依靠想象力、机智与策略去生存。这种精神既属于意大利，又尤其属于那不勒斯。没有工作权、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市政资源？你就得自己发明方法。在别处，这些由“制度”提供的东西，在那不勒斯全靠人的创造去替代。于是，这既会滋生狡黠、违法与欺骗，也会孕育出创意、共情与团结——因为人必须活下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成长的西班牙区，每天早晨都有很多母亲把孩子交给跨性别者照看。这些跨性别者晚上做性工作，白天就帮忙照顾孩子，而母亲们则去黑工厂缝包、做手套、制鞋。那时候，在意大利别的地方，谁会把孩子交给这些人？社会舆论会说：“这些妓女多可怕！”可在那不勒斯，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因为她们善良，大家也都要活下去。于是，“生存的需要”让人们超越了偏见。那些女人看到，这些跨性别者其实非常喜欢孩子，她们本来就渴望有家庭。真正消除偏见的，并不是文化启蒙，而是生存的现实。

这就是那不勒斯。